任泽平:人口危机渐行渐近 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刻不容缓

2019-11-30 06:37:30 来源:金融界网站 作者:任泽平 赶紧加自选!这票可能要成妖

  该放开生育了!

  文:恒大研究院 任泽平熊柴周哲

  导读

  近期有媒体传闻,中国出生人口从2017年的1723万人、2018年的1523万人(国家统计局口径)大幅降至2019年的1100万人。

  虽然数据真实性存疑,但各方面证据显示,放开二胎效果大幅低于预期出生人口趋势性下滑,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人口危机渐行渐近中国能依靠这样的人口结构实现民族复兴吗?

  近年关于要不要全面放开生育的中国第三轮人口大论战十分激烈,有的建议谨慎调整生育政策,有的建议尽快全面放开甚至鼓励生育,孰是孰非?事关国运,更关系到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幸福。

  长期以来,中国人均资源太少、人口太多的思维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逻辑,早期部分学者认为“中国适度人口规模为7亿左右”。

  中国的适宜人口规模是多少?要不要放开生育?2019年初,我们发布《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中国生育报告2019》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本文旨在分析中国三轮人口领域的大论战及其逻辑,以厘清事实,建言献策。

  摘要

  前两轮人口大论战:从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到出台独生子女政策。1)1950年代后期:马寅初与《光明日报》等争论人多利弊。建国后中国人口快速增至1953年的6亿,中央对生育态度从禁止节育转向提倡节育。1950年代后期中国发生第一次人口论战,核心是人多好还是人少好、要不要控制人口。论战一方是马寅初等“新人口论”派学者,另一方是《光明日报》等报刊。马寅初认为人口过多导致积累小、拖累工业发展,50年后中国人口将达26亿,主张通过普遍避孕、晚婚晚育、两胎政策等控制人口;《光明日报》等反驳,人不仅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是发展工业的本钱。2)1980年代初:宋健等“一胎化”PK梁中堂“二孩加间隔”。1970年代,中央开始执行“晚稀少”计划生育政策,1978年开始定调一胎化方向。在此背景下,第二轮人口论战的核心是如何控制人口,一方是宋健等学者论证必须实行“一胎化”;另一方是梁中堂等,主张实行“二孩加间隔”,即生育一孩后间隔8-10年可生二孩。受罗马俱乐部等影响,宋健等用控制论方法预测人口规模,主张总和生育率为1才能使中国人口在2000年之前低于11亿,必须针对一代人实施“一胎化”,宋健、胡保生等人还不约而同测算出中国的适度人口规模在7亿左右。梁中堂反驳称“一胎化”会导致劳动力不足、老龄化问题,即便2000年就调整,也无法解决相关后果,主张实行“二孩加间隔”政策。中央最后确定了以独生子女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

  第三轮人口大论战: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全面放开”。1)2004-2013年:要不要放松计划生育政策?2004年顾宝昌等学者“上书”建议逐步过渡到二孩政策,开启第三次人口论战。与此同时,蔡昉等2004年开始发现,2003年出现的“民工荒”标志着“刘易斯转折点”出现,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人口红利也即将消失。2007年宋健等认为1990年以来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建议保持生育政策稳定,后中央要求“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率水平”。此后,叶廷芳、易富贤、顾宝昌等学者密集发声呼吁调整生育政策,田雪原也重申仅针对一代人实行“一胎化”的政策初衷;但程恩富、侯东民等学者仍然坚持严格“一胎化”政策。2010年11月、2011年6月,原国家计生委两次形成“单独二胎”方案并上报国务院,但均被搁置,或源于生育水平未达成共识,部分经济部委和人口大省担心人口反弹拖累经济。2012年部分学者联名请求取消对公民生育权的限制,郑真真等学者建议直接全面放开二孩;但翟振武测算,若2012年立即放开“全面二孩”,总和生育率峰值将阶段性升至4.5、出生人口峰值将升至4995万人,建议推迟“全面二孩”政策。2013年原国家卫计委委托翟振武、王广州两个课题组“背对背”做“单独二孩”研究。王广州预测每年新增出生人口50-110万;翟振武预测每年新增130-160万。2013年11月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2014-2015年:“全面二孩”,尽快实行还是谨慎推动?2014、2015年出生人口仅比2013年增加47、15万,低于学界普遍预期,2014年顾宝昌等学者第三次“上书”建议尽快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穆光宗主张自主生育,李建民建议鼓励生育;但翟振武建议谨慎、稳步地调整到“全面二孩”政策。2015年原国家卫计委再次委托翟振武、王广州两个课题组做“全面二孩”研究。王广州预测每年新增出生人口220-450万左右,每年出生人口在1800万左右;翟振武预测新增出生人口160-470万,每年出生人口在2000万左右。2016年 “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启动。3)2016年至今:要不要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后,2016-2017年出生人口有所反弹,但2018年即较2017年下降200万,但王培安认为“完全符合预判”。2017年翟振武还称计划生育不是老龄化的根本原因。2018-2019年任泽平团队多次发文,认为人口危机渐行渐近,人口总量危机和结构性危机并存,建议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并实行鼓励生育政策;社科院认为中国人口或在2027年开始负增长。易富贤认为2018年已经开始负增长,统计局回应称中国人口仍在正增长,生育波动不必过分解读。2019年3月王培安称中国人口负增长是必然趋势,当前和未来中国劳动力都是充裕的2019年4月,翟振武称中国没有陷入“低生育率陷阱”;梁建章、黄文政反驳称中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确凿无疑,指责翟振武误导舆论以继续拖延政策改革。

  人口是财富而不是负担,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不同政策主张的背后,本质上是对“适度人口论”的态度不同。我们认为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1)资源对人口的承载力随技术进步不断提升。技术进步等导致适度人口规模可变,并且人口增长受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存在调整机制,通过各种强假设估计适度人口规模意义不大。传统化石能源可探明储量增加、核能等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上升、单位GDP能耗下降等使得能源不构成对人口增长的硬约束。1980-2017年全球原油储采比从约30年升至50.2年,天然气储采比从49.9年波动至52.6年。2)人口不是经济发展拖累,也可以是财富。其一,人口众多形成的统一大市场和充裕年轻劳动力形成的人口红利,是中国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两个重要因素。其二,人口众多使得人口密度提升,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作用。其三,人口是人才的基础,人口众多人才才有可能更多,创新能力才可能更强。其四,从人类发展历史看,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节约传统产业中的劳动力,但又会催生新经济新产业更多的就业需求,不用担心人工智能进步造成人口无用。

  人口危机渐行渐近,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刻不容缓。当前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不是人口总量快速增长,而是人口总量即将见顶、远期将急剧萎缩的总量危机,以及人口少子化老龄化日益加剧的结构性危机。从总量看,按照当前生育形势,2015-210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从19%降至7%,2100、2200年或降至8亿、2亿左右。从结构看2050年中国劳动力规模将比2018年大幅减少24%;2018-2050年老人比重将从12%快速升至30%。我们建议,一方面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并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另一方面,进一步挖掘人才红利、市民化的人口红利,开发老年人口红利。

  目录

  1 前两轮人口大论战:从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到出台独生子女政策

  1。1 1950年代后期:马寅初VS《光明日报》,要不要控制人口

  1。2 1980年代初:宋健等“一胎化”PK梁中堂“二孩加间隔”

  2 第三轮人口大论战: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全面放开”

  2.1 2004-2013年:要不要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2.2 2014-2015年:“全面二孩”,尽快实行还是谨慎推动?

  2。3 2016年至今:要不要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3人口是财富而不是负担,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3.1资源对人口的承载力随技术进步不断提升

  3.2人口不是经济发展拖累,也可以是财富

  3。3人口危机渐行渐近,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刻不容缓

  正文

  1前两轮人口大论战:从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到出台独生子女政策

  1。1 1950年代后期:马寅初VS《光明日报》,要不要控制人口

  “适度人口学说”起源于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在民国时期传入中国后首先被一些社会学家接受,主张节制生育。适度人口学说的萌芽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但形成明确系统理论的则是英国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尔萨斯。马尔萨斯1798年《人口原理》认为,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呈算数级数增长,为了避免饥荒、战争、瘟疫等成为解决人口和粮食矛盾的方式,必须节制人口。“适度人口论”传到中国后,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陈长蘅、陈达、吴景超、费孝通等纷纷主张节制人口。社会学家、南京大学教授孙本文(1943)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治理的要点在于使人口数量适应生活资料。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快速增至1953年的6亿,中央对生育态度从禁止节育转向提倡节育。1949年8月毛泽东指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1952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限制生育会灭亡中国》;同年12月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批准卫生部5月的报告《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私自节育和人工流产者,以非法堕胎论罪”。1953年卫生部通知海关,禁止查避孕药和用具的进口。不过,由于死亡率迅速下降、出生率居高不下,中国人口快速增长,从1949年的5.4亿大幅增至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约6亿,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49年的16‰猛增至1953年的23‰。1954年开始中央态度转向节育,当年12月刘少奇在国家机关节制生育问题座谈会上明确提出:“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1955年3月,《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1956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大《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重申“提倡节制生育”方针。

  1950年代后期中国发生第一次人口论战,核心争议是人多好还是人少好、要不要控制人口。论战一方是马寅初等“新人口论”派学者,主要的观点是人口增长太快,影响了资本积累和工业发展。另一方是《光明日报》、《经济研究》、《新建设》等报刊,认为人多是好事,人多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是迅速发展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本钱;“新人口论”只把人看作消费者,没有看作生产者,见口不见手。

  1957年,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等文章,认为50年后中国人口将达26亿,人口过多导致积累小、拖累工业发展,主张通过普遍避孕、晚婚晚育、两胎政策等控制人口。马寅初阐述其新人口论与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不同在于:马尔萨斯从掩盖资产阶级政府的错误出发,《新人口论》则是从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出发,两者立场截然不同。1957年3月,时任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主张“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能为计划经济。”1957年4月27日,马寅初在北大发表演讲称,中国人口实际增长率已达到30‰,若不控制,15年后将达9.8亿,50后将达到26亿。近几年粮食增长率是40-50‰,可见粮食增加地很快。中国耕地有限,虽然1953-1956年每年开垦了1400多万亩荒地,但由于人口增加,人均耕地面积从1953年的2.8亩降至1955年的2.7亩,所以将来粮食增速不能长期保持这样的速度。1957年5月9日,马寅初在《大公报》上发表《我国人口问题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主张“两个有奖,三个有税,以税作奖,不会加重国家负担。”1957年6月,马寅初将《新人口论》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后全文发表于7月5日《人民日报》,认为人口多导致消费大、积累小,积累又要分摊在各个生产部门中。1956年中国国民收入将近900亿元,其中消费部分约为79%,积累部分约为21%。因此需要研究如何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的比例降低,同时可以把资金多积累一点。

  1958年4月起,《光明日报》等报刊开启对马寅初的批判,共计两个回合第一回合发生于1958年4月到11月,由《光明日报》转发北京大学批判马寅初的大字报开启。随着反右派斗争等运动,人多力量大观点盛行,马寅初等开始被批判。1958年4月19日,当时为民主人士负责的《光明日报》刊登了北京大学批判马寅初的两张大字报;马寅初随即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反驳文章。之后,反驳马寅初的文章接踵而来,批判马寅初的资本主义学术思想,作者包括北京大学师生和使用匿名或者笔名投稿的社会各界人士,不集中于某一个或几个人,《光明日报》虽是媒体平台,但通过集中刊登批判文章,成为批判马寅初的主要阵地。据梁中堂的《马寅初考》统计,截至1958年11月,《光明日报》至少刊登了37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另有维护马寅初观点的2篇、马寅初的反批判文章2篇。除《光明日报》外,《计划经济》、《经济研究》、《教学研究》等报刊也发布了30篇相关文章。1958年11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称马寅初的主要论点“已经比较深入地为人们所知”,暗含批判活动告一段落的意思。

  第二回合发生于1959年11月到1960年6月,由马寅初主动声明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开始。1959年11月30日,马寅初在《新建设》上发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还附带一则声明——“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称“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指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向一年前《光明日报》的批判文章应战,掀起第二回合的争论。随后,《光明日报》发表3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新建设》也发表2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之后,马寅初把《新建设》和《光明日报》当作一体来挑战,“战火”进一步蔓延至更多报刊。截至1960年6月,《新建设》发表了10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光明日报》发表了22篇,《经济研究》等其他报刊发表了35篇,共计67篇。

  1960年马寅初因身体原因被迫退出争论,第一轮人口论战结束,此后人口研究一度成为学术禁区。1960年北京大学党委接到《新建设》的公函后,鼓动学校师生揭发批判马寅初,其中一个重点是批判马寅初至今还持有巨额股票和股份,还在拿定息和收取房租。马寅初因血压陡升住进医院,随后国务院免去马寅初北京大学校长职务,第一轮人口论战结束。

  之后随着大跃进运动失败及自然灾害影响,中国于1959-1961年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节制生育政策再次被提出。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1966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计划生育问题的批示》。但随后文化大革命开始,计划生育工作受冲击。

  该放开生育了!

  1。2 1980年代初:宋健等“一胎化”PK梁中堂“二孩加间隔”

  1970年代,中央开始执行“晚稀少”计划生育政策,1978年开始定调一胎化方向。由于“文革”中经济发展缓慢、吸纳就业能力弱、以及知青回城等现实问题导致粮食生产和就业压力大,1973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和计划生育办公室,并执行“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晚”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以后结婚,女24周岁以后生育;“稀”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少”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亟待理论解释,部分高校成立人口所专门研究,时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刘铮认为人口有计划的增长是社会主义人口再生产的客观规律。1978年3月,“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首次被写入宪法;同年6月,新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核心主题是“讨论如何争取实现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定调一胎化方向。1978年10月,中央批转《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1979年8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发表《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提出“争取本世纪末做到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零”。1979年9月马寅初被平反。

  1980年代初中国发生第二轮人口论战,核心争议是控制人口的力度,一方是宋健、田雪原、李广元、于景元等学者,论证必须实行“一胎化”;另一方是梁中堂,主张实行“二孩加间隔”,即生育一孩后间隔8-10年可生二孩。

  1980年2月宋健等用控制论方法预测人口规模,主张总和生育率降至1才能使中国人口在2000年之前低于11亿,论证必须实行“一胎化”。罗马俱乐部1972年发表《增长的极限》,称人类本能地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人类活动对资源的索取以及产生的污染不断侵蚀地球的物理极限,并预测在最悲观的场景中全球经济增长将于2015年后终结;在较乐观的场景中经济增长约在2040年左右终结。受罗马俱乐部观点影响,控制论专家、时任七机部二院副院长、后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和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田雪原等1980年2月在新华社刊登报告,分析未来一百年我国人口发展趋势,认为如果总和生育率为3.0,2000年中国总人口为14.2亿;总和生育率为2.0,总人口为12.2亿;总和生育率为1.5,总人口为11.3亿;总和生育率为1.0,总人口为10.5亿。因此,欲使今后我国人口总数不超过11亿,必须实行一胎化方案。总和生育率为1至少30年内不会引起社会负担过重和人口老龄化问题,这是目前最适宜的控制方案。”

  1980年3-5月中央连续召开五次人口座谈会,探讨“一胎化”的可行性,宋健、田雪原等主张针对一代人实行“一胎化”政策。田雪原回忆称,当时关心的问题主要是:第一,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会不会引起孩子智商和智能下降;第二,提倡“一胎化”多长时间为宜;第三,“四二一”结构问题是否会严重。田雪原、宋健等学者认为,生育孩子次序同智商没有必然的联系。同时,虽然“一胎化”可能导致老龄化,但中国人口基数大、年龄构成轻等特点,与西欧、北欧人口小国有很大不同。在二十世纪余下的二十年时间里,不存在老龄化和劳动力、兵源不足等问题。宋健等人建议针对一代人,即在二十五至三十年的时间内实行“一胎化”的政策。到时可以适当调整政策,既使人口的数量增长受到有效控制,又使劳动力不足和人口老龄化问题不至于过于严重。

  1980年代胡保生、宋健、田雪原等学者不约而同地测算出中国的适度人口规模在7亿左右。时任西安交通大学信息与控制工程系主任胡保生(1981)通过构建可能和满意度指标,考察森林、土地粮食、水、二氧化碳、能源、粮食、鱼、GNP、用地对人口的约束,得出结论是百年后人口规模7亿为好。宋健(1981)认为人口快速增长将使得最低营养水平难以保障,从中国水稻、玉米、牛羊肉、水产品等产量和营养水平来估算适度人口规模,百年内适度人口规模应在6.8亿以下。田雪原(1981)认为人口规模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减少人口有利于控制就业,百年后中国适度人口数量应稳定在6.5-7亿间。

  梁中堂反驳称“一胎化”会导致劳动力不足、老龄化问题,即便2000年就调整政策,也无法解决相关后果,主张实行“二孩加间隔”政策。1980年上半年,时任山西省委党校教师的梁中堂撰写多篇文章反驳宋健、田雪原等,认为人口过程是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不论是用人口统计学的年龄移算法等方法、还是用控制论方法,都很难说十分科学。同是预测2000年世界总人口,预测期仅20年,西方学者就有54亿和75亿之差,宋健、于景元等人把西方某些人口预测方法或模型神化了。而且,宋健等人认为20世纪内不会出现老龄化,是因为20世纪的劳动力已经既定,即使二十年中不生一个孩子,也不存在任何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如果等到劳动力紧张时再鼓励生育,即便2000年后就调整生育政策,也只能部分改善二三十年后的劳动力紧张和老龄化问题,无法解决20世纪最后二十年对21世纪前三十年造成的既定后果。一是人口再生产周期较长,要再等20年才能缓解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二是劳动力越紧张,妇女参加工作比例越大,生育率越低;三是人口老化程度越大,被赡养老年人口越重,人们越不愿多生孩子,鼓励生育越不易奏效。因此梁中堂建议采取“二孩加间隔”的方式,即城市男27岁、女25岁结婚者,第二胎间隔8年;农村男25岁、女23岁结婚者,二胎间隔为10年。

  中央最后确定以独生子女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1982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并设定了到二十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这个硬目标。由于阻力很大,1984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适当给部分农村地区开小口堵大口,全国19个省农村生育政策逐渐调整为“一孩半政策”,即头胎生女孩的,可再生一个孩子。2002年开始,双独二孩政策逐渐在各地实行。据统计,2010年之前,独生子女政策覆盖全国35.9%的总人口,一孩半政策覆盖52.9%的人口,二孩政策覆盖9.6%的人口,三孩及以上的政策覆盖1.6%的人口,主要是少数民族。

  梁中堂争取到山西翼城“二孩加间隔”试点,但试点后出生率更低、仅出生人口性别比较优。1985年7月起,经中央特批,翼城县农村开展“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政策试点,即已婚女性不早于24周岁生育第一胎,30周岁后可生育第二胎,严禁三胎。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等人2009年的著作《八百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翼城县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均低于全国和山西省平均水平,出生人口性别比方面较优。在出生率方面,1989年翼城出生率为20.1,低于全国的21.0和山西省的20.2;2001年翼城出生率降为9.1,远低于全国的13.4和山西省的13.1;2006年进一步降为8.8,远低于全国的12.1和山西省的11.5。在出生人口性别比方面,1990年翼城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6.4,低于全国的111.8和山西省的109.2;2000年为105.0,低于全国的117.8。此外,1987年甘肃酒泉、辽宁长海、山东长岛、广东南海等全国11个县市和地区也进入二胎政策的试点,到1990年中期因种种原因仅保留了部分。

  该放开生育了!

  2第三轮人口大论战: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全面放开”

  第三轮论战开始于2004年并持续至今,共计三个回合:1)第一回合:2004-2013年,争议集中于要不要放松计划生育政策;2)第二回合:2014-2015年,争议集中于要不要实行“全面二孩”;3)第三回合:2016年至今,争议集中于要不要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2.1 2004-2013年:要不要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1990年代中国生育率降至2.1的更替水平之下,2002年起中国逐渐开始实行“双独二孩”政策。1990年总和生育率为2.04,1991年为1.66,首次降至2.1的更替水平以下,引起了学者关于真实总和生育率水平和生育政策调整的讨论,2002-2004年山西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梁中堂、河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金营、北京大学教授郭志刚等学者集中对1990-2000年生育率水平进行估算。2001年底通过、2002年9月施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特殊条件包括: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已生育一个子女的等等。各地根据该法制定“双独二孩”政策并陆续推开,河南2011年实行、全国最晚。

  2004年顾宝昌等学者第一次“上书”,建议逐步过渡到全面二孩政策,开启第三轮人口论战。